若要做出两种事实情形属于相同情形的判断，必须要对概念之间必要的既有差别进行抽象：这些差别应该是非本质性的差别，与此相反，那些彼此相同的特征则必须是本质性的一致。
2、他人的幸福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A、自然的福祉。[1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3页。
在康德的权利秩序中虽然人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但这种价值准则是形式命令，要以良心自由为价值基础和界限。另一方面，当两者都为立法所确认，在适用上则以具体权利优先，而抽象的权利则起补充的作用。人的最大的道德完善是：尽自己的义务。也就说，固然人的尊严作为客观的价值秩序可以对公民的良心自由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是良心自由的限制。法权论和德性论一起构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也一起才完整塑造了良心自由的形成和保护模式，两个部分由于良心自由的性质而区分。
德沃金一方面认为政府不应持有自己特定的立场，批评德福林的观点—— 社会的确有权保护其核心的、有价值的制度，以便反对广大社会成员根据道德原则所不赞成的行为（326）。[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40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
本文之所以要对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特点作一简要比较，是为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和行政审查（行政复议）作比较服务的。[4]William. 0. 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v. Mcgrath,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1951，p. 858.[5]Christopher Osakwe, 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a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p. 18.[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 81.[7]Scott v Scott 1913 AC 417 at463，per Lord Atkinson.[8]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et al. v. Pollak et al.，343 U. S. 451，466-7，72S, Ct, 813，812-3，1952.[9][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年1980版，第391页。[2]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4月29日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在改变决定中，撤销决定的比例最高，变更决定和责令履行决定的比例都非常低。
[3]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所以自然无效，是因为在法院撤销前，它已经生效了，否则就没有自然无效可言。
当复议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后，复议申请人仍然到法院去起诉，这一点与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不满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认为自己的诉求未得到满足。说一个规范（norm）是有效力的，意指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4}(P.32)。作其他处理的3244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5%。但我国有关行政复议的相关法律规定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改变决定的适用率，从而也降低了行政复议规范的实效性。
申请人撤回申请的10813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7%。四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设置应该鼓励复议机关能够尽可能多作改变决定，尤其是能够多作变更决定。再加上又未规定（事实上也无法规定）该作出改变决定而不作的法律责任，这就给了复议机关该作出而不作出改变决定的极大的可能性。2002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计审结行政复议案件62609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91.1%。
本文后面所用行政主体一词，主要亦非法律概念，而是法学概念，系指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能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以及独立参加行政诉讼，并能独立承受行政行为效果与行政诉讼效果的组织。完全可以认为，改变决定，尤其是其中的变更决定的适用率是行政复议法之实效性的检测表：复议机关在处理复议案件后所作出的变更决定越多（本身没有可变更的内容者除外），在其所作出的复议决定中所占比例（即变更决定的适用率）越高，就表明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越好。
以上材料来源于青锋：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展望，载《法治论丛》2006年第1期。已审结案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32748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2%。
复议机关不敢作出改变决定，大大降低了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怕诉心理是一把双刃剑。未审结的7667件，占受理总数的10.56%。因为上诉案件，在上诉人上诉前，判决或裁定是不生效的，而在申请人未提起行政诉讼之前，行政复议决定已经生效了。与上同理，之所以要责令其重新作出，乃是因为被撤销的复议决定在被撤销之前已经生效了。与2003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结果相比，2004年行政复议维持率上升了2.37个百分点，撤销率下降了1.34个百分点。
所以，不能将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后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当作是上诉。但是，司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且司法作用的有限性有时候就是由司法自身的特质决定的。
{3}张越：《行政复议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在混沌结构内部，它还可以选择，即复议机关仍然有裁量权。
正因为可作这样的区分，所以行政机关为了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就极有可能在这个混沌结构中还会进行选择，挑选出对自己最无害的决定。至少法律不能促进变化。
改变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刀刃。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3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5%。二我国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406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65%。
（二）的规定表明，一方面我变更了你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对我的变更决定负责，所以由我自己执行，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将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了，即被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复议机关的变更或撤销决定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那么，维持决定对具体行政行为也是有贡献的：它加固了具体行政行为。
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法律对行政复议及其决定的定性不当。换言之，行政复议制度就成为了行政主体免于起诉的保护伞了，进而言之，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功能就被空洞化了。
2000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68957件，审结62693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91%。这是一个学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
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2283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67%。[8]公开就是这种公正的形式，也只有公开才能维护这种公正的形象。【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救济）。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法的主要的约束对象是行政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就是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的一种特性。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后，尚有停止执行的可能。这里的其他决定，自然不包括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简称维持决定）。
已审结案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349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5.74%。行政复议的效力不仅超过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且超过了法院的非最终判决的效力。
其他各种决定，都不具备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其中最能体现复议优势的决定，反而被混沌了。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对行政权的）审查，是与司法（对行政权的）审查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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